（又是一年“高考日”，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在今天完成这篇文章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我是1962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的，所以父亲依据我的排行用字给我取名叫“忠阳”，而我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吴中扬”，那是因为当年在尚庄中学工作期间办理身份证的时候被登记错了，后来只能将错就错。

我开始读小学应该是在1969年，上学之前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只能依稀记得我六岁的时候由妈妈带着去了一趟杭州，当时大哥在那儿当兵，还坐了大轮船，算是开了眼界。大哥在当兵阶段还出了点名气，因为与他一起在钱塘江大桥铁路南段（大哥在北段）值班的安徽人蔡永祥不幸牺牲了（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守卫在钱塘江大桥上。2时34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大桥飞驰而来，蔡永祥突然发现离他40多米的铁轨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为保证列车的安全，蔡永祥不加思索地抱住大木头跃出铁轨。列车安全地停在大桥上，而蔡永祥却在火车强大气流冲撞下壮烈牺牲了），后被确定为烈士（只有19周岁）。那时正是“树英雄，学英雄”的年代，大哥（当时20周岁）作为烈士最熟悉和最亲近的战友被确定为“蔡永祥烈士事迹宣讲团”的成员，去过浙江的好多城市。后来在杭州建起了“蔡永祥烈士纪念馆”，馆里还有大哥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两个极端》。也因为他跟蔡永祥烈士的这层关系，部队还把他推荐到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油画，他后来会画画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记忆中，我随妈妈在大哥部队的时候还看到过一本专门介绍蔡永祥事迹的小本子，像《毛主席语录》那么大，只是没有红色的塑料封面。在杭州期间，大哥还带我们去公园玩，记得有一次大哥用小刀削梨子给我们吃，而我非要小刀玩，后来大哥怕我玩小刀危险就像变魔术一样把小刀变没了（小时候还真相信！）。大哥还给我买了一把玩具冲锋枪，那应该是我童年时代最珍贵的玩具了，后来在大哥与妈妈和我拍的照片上我还拿着它。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本村学校读的。小学只有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因此我们整个中小学阶段总共只读了九年，相当于现在的义务教育阶段。我家离学校距离只有100米左右，来去很方便。那时的学校条件很简陋，最初小学的位置在现在吴忠宝家房子前后，后来才搬迁到村子前面，建起了两幢砖墙瓦盖带走廊的平房，教师办公室和小学、初中教室都在里面，因为学生人数少，所以还有复式班(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盐城籍著名作家、北大教授曹文轩在小说《草房子》中所写的油麻地小学，情形好像跟我们小学差不多，应该就是他自己曾经读过的小学)。读小学阶段时的老师有吴龙成、吴琦成和管玉芝。我大哥忠斌在盐师经过短期培训后先在南蒋小学教书，约于七四年前后到本村小学。印象最深的就是“龙成大爷”了，因为从辈份上说他是我的大伯。他面容慈祥，态度温和，经常穿着一身老式的深蓝色对襟上装，脚上是布鞋，都洗得干干净净，冬天常戴一顶质地不错的黑绒毛的帽子。他家里也是常年一尘不染（尽管当时大都是泥土地面）。他能写很工整的粉笔和毛笔字（春节前几天他家里往往门庭若市，请他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对我小时候的写字产生了不小影响。那时候抄写作文都要用毛笔，我写的毛笔字经常得到他的表扬（有一次说我写的一捺像是村里侍铁匠打出来的刀，印象很深，可见老师适当地表扬学生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写字的积极性很高。龙成大爷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妈早几年去世，大姐家又在秦南，姐夫也是教师，自己有三个孩子要照料，忙不过来。大爷由忠语大哥的母亲照看，我有一次去看他，他已经不认识我了，现在想来令人唏嘘！

小学阶段，几乎每年清明节前后，学校都会请“老革命”侍龙生来忆苦思甜，讲他妈妈给地主做长工，饱受欺凌，暗无天日，是共产党和新社会给他家带来了新生活，所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我还记得在我们生产队的队场上曾经吃过“忆苦思甜饭”(是用萝卜缨和豆饼等做成的)。学校操场边上还住着一位独身老头，人称“麻呆子”(脸上有麻子，名叫宋庆生)，男生玩篮球如果滚进他的菜地，他就会用剪刀将篮球刺破。后来他曾经住在一队队房前面的小屋子里，听大人们说，他经常把掉进粪坑淹死的鸡鸭捞起来吃，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某种神秘感!

1974年秋天，我开始读初中，生源来自本村和邻近的中石和黄垛，两年一晃就过去了。这个阶段的校长应该是王长庚（黄垛人，是后来做过村书记的纪刚的大舅子，戴着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小时候认为戴眼镜的人就很有学问）。教过我的老师主要有吴德和（语文老师，好像还做过班主任，盐中毕业生）、朱井堂（数学老师，中朱人，教学非常严谨）、朱云东（数学老师，中朱人，教学思路开阔）、纪相宝（语文老师，也代地理课，讲课声音有点小，但印象中他是村里第一个穿泡沫塑料凉鞋的人，我们很羡慕），我堂兄忠实回忆说汪耀元老师也曾代过一段时间的语文课（汪老师，一直单身，在我们村年纪稍长的人的印象中他是个大好人，对每个人都会笑嘻嘻，他在雨生待了大约十年左右，后来返城，村里很多人都到他在苏州装驾桥巷25号的家里玩过。他平时喜欢给人拍照、录像，保存了我们村不少人的影像资料，可惜的是他去世很突然，我们也是后来才听说的，那些资料都已不知下落！）那时好像就学语文和数学两大学科，也没有外语课，其它一些学科大概也是由语文和数学老师代的。当时的同学中有同村的戴贵刚、吴忠余、张文娟等，中石的张新华（数学成绩非常好）、石跃峰（后改名“石金楼”，高中毕业后通过努力考取南京农大并留校，曾经在省委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处做过处长，现在是南京医科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智伯仲和陈中东等人。

北蒋中学当时是一所定点高中，坐落在北蒋庄的北面，坐北朝南，在通往学校的南北大路西边，最初还有棉花田和菜地，还有一个厕所。大路东边有操场，两片球场上有两副简易的篮球架，学校前排两幢平房教室中间稍突出的地方有一个圆形花池，内有一堵类似“照壁”的砖墙。南北大路两边分别是高一高二的教室，大路与教室之间还有那时常见的砖砌水泥粉刷的简易乒乓球台（记得东边的教室中间有一个教室里有木质的乒乓球桌，当时读高二的颜开江、蒋炜等经常在这里打球，我有时也去看球或打球，我对乒乓球的兴趣或许就是那时慢慢培养起来的），路边也有一些树木花草，教室北面有教师办公室和师生宿舍，西北角河边有学生食堂。学校总体规模不大，学制两年，高一高二各两个班级。当时的校长是季寿丰，秦南东季人，长着一副大长脸。现在还能说出名字的老师主要有：语文学科的戴宗裕老师（镇江人，抽烟比较厉害，儿子叫戴铭，小时候常到爸爸这里玩，据说后来在镇江谏壁电厂工作）、周道生老师（苏州人，在来北蒋中学前长期在南京某银行工作，印象中周老师工作非常严谨认真，这应该与他在银行工作养成的习惯有关。他批改作文时甚至要戴着两副眼镜，经常在同学写得好的作文句子下面划红线，表示赞扬，记得刘志峰和我的作文曾受到过他的青睐。我读师专期间正常与周老师有书信往来，后来还曾到南京玩过，就住在当时已经退休回宁的周老师家中，他还带我游玩过一些景点）、蒋中林老师（蒋老师讲课声音很大，过了几年才知道蒋老师是我老舅妈的侄子，后来他先后被调到大冈中学和伍佑中学工作）。还有也能叫出名字的王友军老师和胡德利老师(后来好像做过北蒋文化站站长），王老师当时虽不教我们班，但我常从他教的班级门窗前经过，偶尔看到他的板书，就看出他写的字非常飘逸，后来他到伍佑中学工作并做过校长，我九七年被调入伍中，也跟王校长对我比较熟悉有关(当时伍中历史学科缺少人手，记得王校长还特地到盐都党校找过我，那时我在学习职称计算机课程)。数学学科有卢耀红和顾玉良老师（卢老师是卢村人，长得高大帅气，写美术字很漂亮，当时北蒋街上不少标语都出自卢老师笔下。后来大概是八九年春天，有一次我去三院＜现在的北三院＞有事，进门不远处是卢老师先发现了我，他喊我的名字，我很惊讶，后来才知道三院要写一些宣传标语，院长与他熟悉，就请他来写。他当时已被调到盐城卫校，做了校长。卢老师写粉笔字有个特点，遇到“之”字底的字，他都会把最后一笔写得高高翘起。顾老师好像是西顾村人，个头不高，教学比较认真，经常喊我到他宿舍替他刻讲义。他有个哥哥叫顾玉柱，在学校里负责后勤工作）。外语学科的陈亚东老师和葛书刚老师（陈老师是射阳人，我们是进入高中后才开始学外语的，当初我们对陈老师说的一个词感到很新鲜，他用方言说的“简单”，我们听起来是“蒋单”，因为平时很少听到别人说方言，所以印象很深。我当时对学英语有点兴趣，后来在尚庄中学居然还教过初中外语，应该说跟陈老师的英语启蒙教学有关。陈老师后来先后被调到时杨中学和市一中。葛老师是北蒋盛花村人，当过兵，印象中他上课喜欢吹牛，但他两个儿子确实比较优秀，大儿子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系毕业生，大媳妇是外国人，听说这个媳妇生小孩的时候葛老师从老家带了老母鸡和鸡蛋到上海，想进她家门都不准，最后只能是东西留下，人请回!二儿子最初在盐城教育学院做教师，后来也考取研究生。葛老师后来在尚庄中学工作过，再后来到射阳新洋农场职工学校去了）。物理学科的沈国柱老师和钱杰老师（沈老师是无锡人，四方脸，头发始终向后梳，他平时讲普通话，声音很好听，上课的时候有个习惯，经常要把粉笔磨成他喜欢的形状才开始写字。他有文艺特长，经常指导学生排演节目，富斌就跟他学过不少东西，包括别人听不懂的苏南话。沈老师后来被调到盐城县教研室做教研员，住在进修学校家属区。钱老师也是苏南人，上课时一进门就喜欢打开教室朝北的窗户，保持通风，他后来被调到城西中学）。化学学科的胡甸芬老师（北蒋沙周村人，是当时任课老师中唯一的女性。讲话比较亲切，还经常把实验仪器带到教室做一些简单的实验，但当时男同学喜欢跟她开玩笑，暗地里叫她“胡大妈”(申爱立有一次随便说的时候被胡老师听到了，被罚站10分钟）。政治学科的胡玉清老师（尖胡人，听说最初学的是俄语，后来才改教政治，做过教务处主任。胡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很少＜方言好像叫“秀顶光”＞，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其中说到一个老师（葛优的父亲葛存壮演的）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胡老师跟那个老师有点像，于是就有不少学生在背后喊胡老师为“马尾巴的功能”，这当然很不尊重，但也可见学生的顽皮。胡老师后来还因为经常猜中高考题而受到学生的追捧，年纪稍大一些之后他被调到城里一个学校工作）。印象中地理学科好像也由卢耀红老师负责教学。体育学科的潘殿坤老师（南蒋人，长得人高马大，大背头，标准的体育老师形象，经常穿一身运动服，篮球打得不错。有一次上体育课，练习投掷手榴弹，我身边的一个同学拿着手榴弹甩臂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我的鼻子，顿时我的鼻子血流如注，幸亏被潘老师及时发现，他急忙护送我到医院治疗，过几天就慢慢好了，也未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所以我始终对潘老师怀有感激之情！后来听说他到南方做生意甚至参与贩毒，最后竟然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外地，我也不知是真是假？）。我们那时好像没有生物课，当然也就记不得任何有关生物学科的事情了。

进入高中后，我正常与堂兄忠实（他当时读高二）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在学校食堂吃一顿，一周六天只要交1.2毛钱，米是自己带去的，基本都是菜汤，偶尔也能吃点豆腐。早上从家里步行到北蒋，大概要花四五十分钟时间，一路全是泥土小路（到南蒋和北蒋街上才有砖头路），有时下雨穿着套鞋（是一种低帮的胶鞋，还不是靴子）走甚至要一个小时左右，到学校时泥水早已溢满了鞋子，特别是冬天往往双脚上全被冻出了冻疮，走起路来都很艰难。后来有一段时间住在三舅家，跟表兄富斌一起睡（他长我一岁，但与我同年级），记忆中不知在什么情况下我还住在朝兵家几天（朝兵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表兄弟），生活和学习虽然辛苦，但苦中有乐，学习带来的乐趣常常使我忘记了这些困难，从高一到高二，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特别是我的作文常被戴宗裕和周道生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读，这激发了我写作的兴趣，大概在高二，有一次学校举行英语和作文比赛（作文题叫《当我撕下最后一张日历的时候》），两个项目我都得了第一名，学校还在学生大会上给我发奖（奖品好像是一支钢笔和一个文具盒），让我发表“获奖感言”，但因为我个头小，坐在椅子上还够不到讲台，于是就在椅子上垫了几本书才勉强够到。

我七八年参加高考考得很不好，由此看出与其它学校的好学生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我们那一届北中两个毕业班约120人中只有一个张新华考取了盐城师专数学科，大学毕业后先在大冈中学教书，后来考取中南大学数学系研究生，被分配到省证券公司工作，现在是南农大数学系教授。到七九年，仲扣庄作为应届生考取南京师范学院＜现南师大＞物理系，在北蒋造成不小的轰动＜后来他与我同年分配到尚庄中学，但他仍不断进取，考取苏州大学研究生，后来回到南师大做教师，现已成了知名教授，相比之下，我真感到很惭愧！＞）

1978秋到1979年夏，我在盐城县中（现在的市一中）复读，富斌与我同班。教我们的老师在当时都还是有点名气的，如语文学科的林志芬老师（当时是盐城语文教学界的骨干，好像做过一中副校长和郊区人大副主任）、丁湘春老师（后来做过一中校长，最后不幸因车祸去世）；数学学科的刘祖桓老师（后来去美国留学）；政治学科的谭锋老师（经常参加盐城地区范围内的政治学科考试命题）、张德荣老师（后来在师专读书时他还教过我们哲学课）和陈锋老师等；历史学科的王导老师（王老师讲历史古今中外无一不能联系，有很大的随意性，板书也是想到哪写到哪，不过对我们熟悉历史教材大有裨益）；地理学科的朱德江老师（南通如皋人，南师地理系毕业，当时也可以算是盐城中学地理界的一张王牌，富斌经常学他要下课时说的一句话“同学们，你们要尿尿＜用盐城话说＞啊？”）。那时的县中条件虽比北蒋中学要好些，但没法与现在的学校条件相比，记得那时还基本都是平房，洗碗池还是露天的。我们的教室在学校西南角，与三院只隔了一条小沟，有时我们在教室旁的小树林里读书，还能看到小沟水面上漂浮着医院丢弃的死婴。宿舍在学校的一个大礼堂里（有文理各一个复读班的学生都住在里面，算起来应该有一百个人左右）。食堂每天把烧好的饭菜抬到大礼堂西南角空出的地方出售，还分甲、乙等，我们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一般只能买乙菜（素菜）。有一天父亲去看我，当时我们正在吃中饭，父亲看到我和富斌放下蚊帐（怕被别人看到说我们太寒酸），只是各自吃着一份饭和菜汤，不像有的同学能买荤菜（甲菜），汤不够时就倒点开水泡一泡，他回家后经常在家人面前提到这件事，现在想起来也确实感到心酸，但同时体会到吃苦也确实是一种锻炼！

那时市面上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全地区统一使用同一种复习资料(是盐城地区文教局编写的)，纸是黄色的，薄薄的，但质量很好，每个人都把它当作宝贝看待。在这期间我老舅还寄给我和富斌各一套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好像叫《高中数学复习》的书，编得也非常好。我二哥到外地出差也给我和富斌各买过一本薄冰编写的《高中英语语法》，对我们学英语也很有帮助，富斌后来成了英语学科的特级教师，还做了校长，或多或少也是从中受益的吧？

在县中复读了一年虽然有些长进，但离高考分数线还差了一点，自己有些气馁，但当时又不甘心，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出路，所以只能继续选择复读。

1979年高考录取结束后不久，盐城县文教局领导作出了一个明智之举，决定将全县高考总分230分以上的五十多名文科考生集中到时杨中学，办一个复习班，10月中旬报到入学。这其中有后来成为我们师专政史科同班同学的王桂东、张殿悦、吴友余、朱开群、薛步堂、郭永东、包乃斌、姚万才、高亚喜、宋相标、王仁勇等。当时的老师有既教语文又教地理，还做过我们班主任的周辅华老师（周老师工作很尽职，教两门课，课务较重，不管刮风下雨、寒冬腊月，每天晚自习结束一个小时之后，他都要来宿舍催促挑灯夜战的同学早点休息。每天清晨起身铃响了之后，他又是第一个来宿舍，操着略显沙哑的嗓子，大声地喊：“同学们——起来吧，起来吧！三百斤大米，三百块钱啊！——起来吧，起来吧！”——他仿佛不是叫我们起床，而是在反复吟唱，直到最后一名同学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奔向操场。周老师何以用“三百斤大米，三百块钱”两个简单的数字喊学生起床，我当时的直觉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在学校读书，我们贫困的家庭每年大约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周师母也是时中的老师，好像是教化学的，当时听说他们的女儿考取北京气象学院，而且是当年这个学校在江苏录取的唯一的学生。后来周老师调到伍佑中学，做过副校长）。教数学的过惠良老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老师是苏南人，那时应该有将近40岁了，但还是单身，有人说他脾气怪，找不到老婆。但他教数学很有一套，他的最有特点的一句话是“或者”＜我们听起来是“屋渣”＞。时中那时的学校橱窗里经常有数学竞赛的题目，据说就是由过老师负责的，能把他在橱窗里的竞赛题答出来的学生都可以得到他自己准备的奖品：答对一题给一支铅笔。后来听说过老师没几年就去世了，因为他有严重的抑郁症，真是太可惜了！）教历史学科的是学校的副书记徐安仁。教政治学科的是周良学老师，从他发黄的牙齿看得出他香烟抽得不少，但他上课前好像吃过口香糖之类的东西，所以走到我们面前，总带有一股清香。

在时中的时候生活同样是清苦的，每天两点一线，周而复始，除了必要的吃饭、洗澡、洗衣、打水的时间外，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因为有了两次高考失败的经历，所以非常珍惜也可能是最后的复读机会，有时晚上学到很晚，特别是冬天在教室，身上穿得也不太暖和，我有腿关节炎，现在推测就是那时留下的祸根。那时一个月放一次假，而且基本都是结伴步行回家(因为乘车要绕很远的路，不划算)，大概要花3个多小时（应该有三十多里路吧）。回家时每次向妈妈伸手要钱，她总把用手帕包着的钱基本都给了我（有时二哥也给我钱，他当时好像在做生产队会计），我总感到受之有愧。返校的时候大多仍是步行，有时遇到三哥忠元有空，就由他骑自行车送我去，车上还带着大米、炒面（俗称“焦焦”）、糖、油和脆饼之类的东西。我感到在时中复读时数学有进步（原来很不好），甚至有一次练习还得过班级最高分，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这期间有一件带点神奇的事情值得记一记，有一次早自习，因为前一天晚上第一次吃了“补脑汁”（好像叫“维磷补脑汁”，玻璃瓶装的）我在学校南边的操场上读书，背的东西在头脑中印象非常清晰，当天的考试中发挥得特别好，我感到那是补脑汁的神奇功效，但现在想一想或许也是一种心理作用吧！那一年复读的结果是我高考得分（345.6分，因为那时有填空题，有时一个空格只有0.2分）超过大专分数线约10分，但离本科分数线（353分）还差了一点，虽有遗憾，但我自己和家人都已非常高兴，父亲还特地请公社放映队到我们村里放了电影。（那时复读三四年以致更长时间的大有人在，我记得有一个葛武的姓孙的同学与我一起在时中复读，而我师专毕业后去尚中工作的时候，他还曾坐在我班上听过课，若是现在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在此毫无取笑之意，而是感同身受）

1980年秋，我被录取到盐城师专政史科。当时的师专远不像现在的师院这样气派和豪华，一条东西约有三四百米的主干道把生活区和教学区基本分开，路南主要是教学区，有教学楼和实验楼，能见到的高楼也只是三五层，有的科室办公室还是平房，甚至我们刚进校时建教学楼用的塔吊和工棚还在。政史、中文和外语科在文科楼，数学、物理和化学科自然是在理科楼（生物科好像是后来才有的），两座楼之间还有一个实验楼。路北主要是食堂、宿舍和浴室，图书馆好像还是后来兴建的。文科楼前有一个运动场，跑道约有300米，但还是煤渣的，黑乎乎的，篮球场是水泥的，体育器材保管室和体育老师的办公室在运动场的南面，也还是平房。

进校后我们在生活方面基本不需要操心，因为是师范生，所以国家有补贴，每个月都能领到约29斤饭票和近20元的菜票，在师专三年中，我印象中最好吃的菜莫过于虎皮肉和粉蒸肉（当时每份也不过0.25元左右），以致现在还感到齿有余香！

这三年中曾经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教中国古代史的姜观吾老先生，当时已70多岁，面容清癯，仙风道骨；姜老的儿子姜涛，也给我们讲过太平天国史（后来考取中国社科院读研）；孙炳元老师（是苏南人，讲课很认真严谨，偶尔读错写错的字后来还会给我们重新纠正）；教中国近代史的苏贵庆老师（很能“吹”）；教中国现代史的贾宗荣、沈长生和陈卫国老师（贾老师还是科主任，后来做了副校长。陈老师做过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离开师专不久，他就调到当时的地区行署工作，现在是市人大副主任）；教世界古代史的黄浩年、陈章文老师（黄老师做过我们大一、大二的班主任，讲课时喜欢读备课笔记，对学生上课的要求就是记笔记，常说“我报慢点，你们记快点”。陈老师是湖北人，一口浓重的乡音始终改不了，大家听课都很吃力，记得他还在尚庄中学教过书）；教世界近代史的朱正梅和从响水县向阳中学借调过来的陈士奎老师；教哲学的张德荣老师（我在县中复读时他就教过我们的政治课）；教政治经济学的王文华老师（人大毕业生，听说在伍佑中学待过）；教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黄俊老师（比较机械、迂腐，据说后来在操场跑步时突发脑溢血去世），教心理学的朱新春老师（好像是现在盐都区大纵湖人，一口土话也使有的同学感到够呛）；教英语的周建石老师（她女儿叫白梅，是外语科84届的，跟富斌是同班同学），还有教我们古代文选的王文龙老师。

三年中，我感到学习并不轻松，主要是因为除了专业课之外，我还想多花点时间学外语（记得当时学习过陈琳教授的英语广播讲座，正常收听“星期日广播英语”，还经常到外语科看电视上的英语学习节目“跟我学”＜Follow me＞，学习《新概念英语》，订阅《英语世界》，甚至有段时间还试着用英语写日记，主要目的是想考研，但谈何容易，至今都很遗憾！）我还喜欢听收音机和看各种知识性的杂志，耗费了不少时间，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在师专期间，我曾参加过全校性的百科知识竞赛（地点是在理科实验楼一楼东边的阶梯教室），并获得二等奖。

在师专时，周末在学校食堂能看到电影，当时的餐桌一桌两用，平时当餐桌，看电影时又可以当椅子。还曾经集体到当时的盐城电影院、人民剧场和胜利剧场看过电影（比如《小街》、《人到中年》和《苔丝》等）。

三年的师专生活很快也就结束了，我被分配到郊区尚庄中学工作。工作期间我也在不间断地学习着外语，当时心路很高，准备报考人大党史系胡华教授的研究生，还曾写信给胡教授咨询相关问题，胡教授的助手给我回过信，解答了相关问题。只是当时的盐城市郊区教育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专毕业生报考研究生要严格控制，最多只给一次机会，如考不上就再也不让考第二次了，所以曾经那么抱有希望的研究生于我而言已变得很渺茫（也因为胆小，连一次都没试过，现已成为终生遗憾）。后来因为成家，有了孩子，就把这事给耽搁了下来，现在想来还十分后悔。过了几年，因为评职称的需要，所以我于1996年秋到1999年夏参加了徐州师大(现在的江苏师大)历史系的本科函授。学员主要来自苏北，有徐州的、宝应的、盐城的、连云港的、淮阴的和宿迁的等等。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是汤其领教授(男，1947年9月生，江苏省铜山县人。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学科组带头人、硕士生导师。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教授>。现任江苏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高校历史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九五”、“十五”规划社科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他其貌不扬，做人低调。听说他当过兵，在部队学了英语，后来考研考博，学历史，又回到大学教书。另外，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还有：孙海泉（中国法制史课）、刘磐修（古代经济史课）、马雪芹（历史地理学课）、曹家启（中国考古学通论课，当时在杭州师大读博）、尹成法（当代国际关系课）、刘希为（隋唐史课）等。函授学习期间，吃不惯徐州的饭菜，经常从家里带东西去吃。特别记得有一次夏天去学习的时候，大腿上长了一个疖子，快要化脓了，疼得很，走路也一瘸一拐的。我爱人在盐城送我上车，临走时叮嘱我到徐州就打电话回来告诉一声（那时还没有手机），但我下午到校后因为疼痛，就躺下休息了一会儿，把这事给忘了，到晚上才想起来打电话，把她就急死了，当时也没有其它办法联系到我。

三年中学过的课程及成绩主要是：《明史》(82分)、《中国考古学通论》(79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84分)、《近代经济史》(80分)、《历史文献学》(90分)、《隋唐史》(95分)、《中国法制史》(78分)、《中国古代官制史》(94分)、《英语》(83分)、《近代国际关系史》(64分)、《俄国史》(92分)、《历史地理学》(80分)、《秦汉史》(85分)、《澳大利亚研究》(85分)、《近代政治思想史》(91分)、《计算机基础》(95分)、《宋史专题》(90分)、《当代国际关系》(94分)、《六朝道教史》(92分)。

在徐州函授的三年当中，来去匆匆（记得当时从徐州汽车站坐11路公交车直接到师大成教学院附近，票价1.5元），只到过成教学院附近的一些地方，如淮塔公园和矿大校园等，有一次为去找一个学生也到过师大本部，其它一些有名的景点都没去过，略有点遗憾，但主要目的达到了，想想也没什么。

回顾我的求学岁月，想起了古人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一路走来，虽然辛苦，但也充满了快乐，至少我们现在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培养人才，成为一个对社会和家庭有所贡献的人，同时又想起了作家柳青说过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年青的时候”。我喜欢这句话，年青时的几个关键步骤的选择，往往决定你的一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年青人能从我的求学经历中得到一些领悟，记取经验教训，以便更有利于你的成长发展！    

(2016年6月7日完稿于伍中)